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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是不是就比中学“大”一点?听曹景行讲述复旦的两段历史!

昨天(10月23日)下午,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系友讲坛第二期于逸夫科技楼报告厅举办。知名校友、资深媒体人、新闻评论…

昨天(10月23日)下午,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系友讲坛第二期于逸夫科技楼报告厅举办。知名校友、资深媒体人、新闻评论员曹景行时隔两年重回母校,开设题为“复旦的两段历史:从北碚到改革开放”的讲座。

讲座开始前,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焦扬与曹景行亲切会晤,就近期工作生活、校园文化建设、新闻人才培养等话题展开交流。

此次讲座是历史系建系95周年的庆祝活动之一。

以下为讲座实录摘要。

讲校史,为什么挑北碚和改革开放这两个时期,主要想讲述过去的复旦在北碚那边是怎么回事,到改革开放初期,也就是那时候我们从农村上山下乡,直接到复旦读书的时候复旦又是什么样子,那两段历史当中有什么共同性。我们常常讲到北碚时期的艰苦,讲到我们77、78、79级的特殊,但是到底里面有什么规律性的东西,是我们办大学需要分析研究的。

讲到复旦,北碚是一个很重要的历史。因为我学历史,现在尽管我是做新闻,但我们常常回到历史去拍过去的东西,拍上海的记忆。在采访当中就讲到,上海的语言当中,复旦还有特殊的上海话,也就是带了重庆口音的上海话。1946年回到上海以后,复旦师生从重庆带来的,不仅是讲话语音留下了北碚的痕迹,甚至生活习惯,例如吃辣,也都留下了痕迹。这是北碚留给复旦的。五年前,也就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时候,我和上海纪实频道去拍了一个系列的纪实片,我们题目叫《行走战场》。我们回过头把当年抗战实地去走一遍。从兴安岭一直到云南怒江边上,腾冲那边的战地,那种条件是无法想像的艰苦。这条线也经过了重庆,所以我们那次特地在重庆北碚拍了我们的校园,去拍了北碚时候的复旦校园。

当时的条件很差,留下的东西就这么点,一个陈旧的小门,里面一栋房子,相辉楼,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孙寒冰先生的墓。1940年5月27日,日本的飞机来轰炸,当时复旦法学院院长孙寒冰先生,还有6名师生被炸死,在北碚埋葬,留下了一个很重要的墓。从这个事情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的也就是我们复旦在北碚建校时的条件,非常差。不仅是物质条件,而且是在日本的飞机要来轰炸的情况下,我们把这个学校建起来了。

除了复旦北碚,更有名的是西南联大。大家可以看电影《无问西东》,可以比较直观地感受当时的条件是多么艰苦。现在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段历史,但是如果设身处地地去想一想,当年一个大学为什么要这么艰辛地搬到重庆去,那就是一句话:不当亡国奴。当时上海这么多人往那边走,就是因为这一句话。在看这部电影的过程中,我就感受到中华民族真的是到了最后的关头,除有血和肉,我们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为什么要这么拼下去?就是因为一句话:不当亡国奴。所以学校的老师带着一些能够带的东西,和当时的一些学生转移到了重庆,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资料可以了解感受这条路上的艰辛。

当时的学生跟我们77、78级的有点像,后方或者沦陷区的年轻人,只要到了大后方去报名,就可以上大学。据我了解,有的人甚至使用别人的名字报名。因为根本没有人检查你的履历、证书,你说你是谁、想读书,就可以去读,而且读的是当时最好的大学。西南联大、清华、北大、南开、交大、复旦,这样的学校向年轻人敞开了大门。据我了解,以上海为例,这些年轻人有许多都是出身于平民家庭或者中产家庭。

比如我舅舅。我外祖母家是一个小职员家庭。我舅舅1921年出生,1937年刚刚中学毕业,复旦北碚建校那年他16岁。他们那些同学说我们不能呆在上海,因为呆在上海就是做沦陷区里的亡国奴,他们就自己辗转好些地方,从江西一直到后方,然后他进入了交大,后来成为工程师。像我舅舅这样的年轻人大批地到了后方以后,进入了像复旦这样的学校。在那样的环境下面,教室没有像样的教室,教材没有像样的教材,生活非常艰苦,除此之外,天上有日本飞机的轰炸,也因此,才会有1940年我们复旦前辈当中遇难牺牲的烈士。

北碚各地区的年轻人,很多跟家里是没有联系的,也不知道哪年可以回到家乡。如果1940年中国扛不下来的话,这个世界又会怎样?说中国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我甚至认为是最重要的贡献。

恰恰就是那个时候的大学所培养的人才,到今天我们都在念叨。今天我们仍然在说,那个8年是最辉煌的时候。《无问西东》里面,大家就在野外席地而坐,弄块黑板就可以讲了,时不时逃难,在这样的环境下面为什么会出人才?今天两段中,这是第一段。

下面一段就跳到1977年、1978年。我能够读大学,对我来说是非常意外和偶然的。当时我们在农场已经很长时间了,基本上等于是定下来了,我从农业连队到汽车配件的厂里做厂长,我的孩子已经两岁了。当时金光耀教授在最艰苦的高山队,这个到今天去还是很艰苦的地方,做连长。还有别的队,都是最艰苦的一些地方,我们开公路,修水库等等,突然收到消息说要恢复高考了。在1978年,过了国庆节,我记得很清楚的,我是9月30日这一天,我们从今天安徽黄山的这个地方,回到了上海,回到了家里,当时是10月2日还是3日,我们过来报到,我们一个农场出来的到了一个班级里,到了一个宿舍,当时觉得平常,但是现在回过头去看,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时期。最重要的一个大的环境,恢复高考条件什么都不齐备,复旦算好的,有的学校里面连宿舍、教学楼都没有,中国人民大学是全国最重要的大学之一,恢复高考以后的那两年,他们做的一些大事情,可能就是把一些被部队占据的宿舍要了回来,不然的话学生都没地方住。

对于复旦来说,上课有教室,住有宿舍。今天我们看了6号楼,6号楼里面有一间宿舍,7个男生一个房间,为了空气流通,在天气可以允许的情况下,请过道对面的宿舍,我们大家都把房门打开,窗也打开,这样空气可以南北流通。

在当时的背景下,我们这一批人能够进高校来读书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复旦的条件还不错了,有的是什么都没有,要一点点重新弄的,那就更加艰苦了。我们来复旦以后,一开学就正常上课,我们的班主任邓老师跟我们上《中国通史》,从原始人、甲骨文那时候开始讲,我们的每一个课程都有老师讲,而不是像有的大学根本就没老师,老师都散掉了,我们复旦的老师没散,这是还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我们要开的课,每一门实际上都很精彩,这就更不容易了。今天早上我在校园里拍的时候,我说我们进学校的时候,没想到40年以后,我们当时见到最老的老师还没有我们现在的年龄大。

后来在我们历史系非常有名的老师,在我们进校的时候才差不多三四十岁,朱维铮、沈渭滨,这些老师现在已经去世了,但是我们进去的时候他们真的是年富力强。去下乡,十年以后终于可以教学了,在他们身上,这种激情,而且是他们这些年积累的那些最好的东西终于可以拿出来了,而我们是第一批接受的,所以这是我们的幸运。年纪大一点的那些老师吃了很多的苦头,但他们仍然是非常想把自己最好的东西教出去,没有其他的考虑,因为那时候多少年没有上讲台,重新上讲台以后,这种教书的激情也好,可能是后来很难再有了。比如张荫桐老师教我们南亚史,我现在还是用他教我的思路来解决问题,包括去那边的两次采访。陈仁炳老师,当时应该六十多,快七十了,看起来身体已经不太好了,其他老师上课一般站着讲,他是坐着讲,他给我们上的专业英语课,为我后来英语方面的学习和英语方面的应用打了很好的根基。没有专业英语的根基,普通的英语是对付不了的,因为你发现不了那些领域。我不知道张荫桐老师有没有教材,陈老师是没有教材,陈仁炳老师的教材是用打字机,把那些名篇,比如讲约翰逊的,编英语字典的那篇很有名的传记的一张,打在蜡纸上,现在很少人还知道蜡纸,打在蜡纸上就印。

我们作为教材用的,或者考试用的纸绝不是现在用的这种白纸,而是那种上面很毛糙的纸,我们考试也是用这种纸,像这种印出来的教材钉出了这么厚的一本,我们的专业英语就是他给钉出来的。像姜义华老师他们都是自己的学术心得,我们都没什么教材,上课就是听,当时上课也没有PPT,什么都没有,就是他们讲,我们听。这些老师没有教材,但是他们自己的那些讲课成了我们真正的教材。

还有一些我们作为辅导书的,现在书太多,当时能够找一本相关的辅导书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可能要借,要去图书馆找,找不到我们就手抄,整本书抄下来。《光荣与梦想》,关于美国的,我缺第一本,我从辅导员那边借来抄,整本抄下来,英国军事史家李·哈特的《二战史》上下本,图书馆不能长期借,我就自己抄。老师带着我们在基本上没有完整教材的情况下来上课,这样的上课有时间缺陷吗?我觉得反而是最精彩的。学生也很有意思,也是现在难以想象的,我当时31岁,读本科,大学一年级,读十年制中学的,直接进大学的,最小的比我小14岁,还有很多小12岁,我们当时老三届的那些,就是31岁进去的还有好几个,最年轻的到今天也该退休了,当时是刚刚中学毕业,这样一个学生的群体,在当时的情况下面,我们成为一个班级里的同学,好还是不好?这样一种学生构成,我是觉得我们之间有很多互相互补的地方,我们年纪比较大,社会经验比较丰富,看的书比较多一点,尤其文科,他们年纪轻,但是他们刚刚从学校出来,他们有他们的追求、向往,大家在一起之后,甚至学生业余活动,甚至生活上都可以互补。

那时候的教室、宿舍里面也没有取暖器,上海比现在冷得多。有一年考试,零下10度,我记得窗上挂着冰柱,大家在里面冷得跺脚搓手,夏天热到38度,当然没有风扇。我还想着,现在我在大学里教书,看到同学们每个人都是一个保温杯,上课的时候每个人都会带的,各式各样的,我是第一次到清华那一年,看到那些学生在军训,一批杯子放在那边,每个人都有一个杯子。我在想我们读大学的就没有杯子的。学校里面上课就是第一教学楼,没有热水供应的,你要口渴怎么办?砂滤水,冬天再冷也是,带杯子吗?也不用,就凑在边上喝两口。

那时候大家想,可能读书就是最快乐的事情,经过老的图书馆,想到的就是能够抢位置,占有最好的书。比如当时的一些小说开放了,能够看了,那我想办法就是看完它,不能借出来,在里面看,看了一半怎么办?我明天还要看,我今天想办法把它放在一个角上,放在书架上一个特别的地方,别人找不到,第二天我还能继续看。所以应该说那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环境。

我为什么和北碚相比较?就是我们在理解大学、理解教育的时候,能不能从这两段历史当中来思考我们的教学规律,大学到底是什么?怎么把“教”教好,把“学”学好。那两段时间,为什么出人才?我们在进复旦以后,恰恰就是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四年时间就看你的能力,你能吸收多少尽量吸收。我们当时在历史系,可以把世界经济系的课、国际政治系的课,正规的拿学分,不限制,当然还有不要学分的,当时一些讲座,充分地去吸收。当时图书馆的书非常之少,像一些比较重要的书根本就借不到。但是,大家想尽办法,比如教材不够,我自己学中国历史、中国通史的时候,我先把史记和前后汉书当作辅助教材,下面就看《资治通鉴》,我买了一套,当时记得是20块钱,十几本,我们班里的同学好多都去买,当时学校的助学金最高20块,就是一个月的钱全部去买一套《资治通鉴》。

比如我学历史,我是比较像偏向世界,我自己就想办法寻找我合适的教材。原版的历史书,一边学英文,一边学历史,用大量的时间去翻看。最累,花的时间最多。对我的英语和历史都最有用的就是威尔斯的《世界史纲》。不一定每一个学历史的都要像我那样读,但是当时有机会看到这么一本书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我们在讲到大学,为什么不能把北碚和77、78级那一段时间的大学作为一个样板,吸取当中最重要的、最好的经验,作为我们大学发展一个基本的理念。大学的“大”字,含义究竟是什么?大学是不是就比中学“大”一点?我想不会那么简单吧。这里面,应该是是老师的眼界,所看到的要比中学,要比社会上的都要大。大学里的学生,跟没读过大学的,如果是一样的话,就不是大学。只有能够培养出心胸开阔的学生的学校,我想才值得叫大学。

主讲人简介:

曹景行,资深媒体人,新闻评论员。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毕业。曾任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凤凰卫视时事评论员、言论部总监、资讯台副台长,《亚洲周刊》副总编辑,《明报》主笔,传讯电视中天频道总编辑,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高级访问学者,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两岸交流与区域发展研究所所长。现任东方卫视《双城记》和晩间《新闻60分》主持人,上海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

来 源

历史系

组 稿

整 理

融媒体中心

杨伽

摄 影

王玥

编 辑

李玲 殷梦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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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大学是不是就比中学“大”一点?听曹景行讲述复旦的两段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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