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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代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崛起——专访前副校长辛厚文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 上世纪八十年代,地处合肥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没有地利之便、物资匮乏、人…

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我们

上世纪八十年代,地处合肥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没有地利之便、物资匮乏、人才短缺等重重困难之下,于短短数年间通过教育改革迎来了第二次崛起,培养出了许多后来国际知名的杰出科学家。如今,跻身一流行列,不断产生卓越人才和真正具有原创性的成果,是任何一所有雄心的大学都渴望实现的目标。那么当年中科大的教育改革因何成功,它能为今天提供什么启示?且听昔日科大副校长辛厚文的回忆。

受访人简介:辛厚文,教授,博士生导师。1935年生于辽宁省,1958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物理系,被分配到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工作,1963年调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科大”)协助郭永怀筹建爆震物理专门化和爆震实验室。1978-1982年任科大近代化学系副主任,1982-1989年任科大副校长。

2018年,中科大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特任教授熊卫民访谈了辛厚文教授。在这次访谈中,辛校长回顾了自己随科大下迁到合肥时的困境,重点谈到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科大是如何克服重重困难进行教育改革的历程。

图1 辛厚文副校长(2018年6月27日熊卫民摄)

受访人:辛厚文教授(以下简称“辛”)

访谈人:熊卫民(以下简称“熊”)

整理人:熊卫民、贺崧智

访谈时间:2018年6月27日

访谈地点:科大人文学院101教室

熊:有很多大学都渴望成为全国一流乃至世界一流。改革开放之初创办的深圳大学、汕头大学、宁波大学如此,近年来创办的南方科技大学、西湖大学也是如此。心气高值得称许,但是否能达到目标,不仅仅靠努力,还需要机缘,而且不是一劳永逸的。

科大第一次创业是在北京进行的,在几年之内就成为了全国一流——是不是强于北大、清华不好说,但貌似不弱如他们。这是很不容易的。如果要解释,我们也能找到很多理由,比如说:科大是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科学院”)办的大学,来科大当老师的科学家水平高、名气大,科大开设的专业很新,因为前面这些原因吸引到很多好生源,学生高年级时能到科学院的研究所做论文、毕业之后有相当比例能去研究所工作,能得到较好的科研机会,等等。这些都可以对科大在北京的崛起提供强有力的理由。

我觉得真正难解释的是科大的第二次崛起。1970年代科大迁到合肥之后,失去了首都的地利,失去了科学院的很多资源,条件非常艰苦:校园狭小,从北京搬过来的设备大多报废了,大部分师资流失了,剩下的师资主要由1963-1970年毕业的科大学生,以及像您这样从外校分配过来或调过来的年轻教师构成。结果,在短短几年之内,科大又崛起了,第二次创业又成功了,其风头之劲甚至还超过第一次创业时。为什么科大能在如此非常不利的情况再次成功崛起?这是非常值得探讨的。

您是1980年代科大主事的几位校领导之一,是非常重要的当事人。很高兴能把您请到我们的“口述历史理论与实践”课堂上来。请您先简要介绍一下自己的经历,然后再重点谈谈科大到合肥后再次崛起的原因,好吗?

辛:好的,我的履历很简单,1958年从吉林大学毕业以后就在科学院物理所工作。因为 “两弹一星”研制的需要,1963年郭永怀先生在科大开设了一个新的专业——爆震物理,要从物理所挑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来协办这个专业,我很荣幸被选中调到科大,在化学物理系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至今,从1982年开始担任学校领导,1989年卸任。

今年(2018年)是科大60年校庆,总结科大的历史经验是校庆的一个重要内容。科大历史所蕴含的经验很有深远意义,不仅对科大未来的发展很重要,对国家未来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是如此。大家可以收集到一些历史资料,但看问题的观点在资料中是缺乏的,所以我也有义务跟大家讲一讲我自己的理解,希望对你们会有些帮助。我今天重点谈的就是科大为什么能在80年代兴起,靠的是什么力量。

科大人的内在动力

辛:首先,我们要知道,做事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善于发挥优势。同理,一个学校要兴起就要知道自身优势在什么地方。我原先只是一名科大的年轻教师,对学校全局情况并不了解。之后我作为学校领导,根据需要去了解了科大的历史,才知道了最初为什么办科大以及科大的优点在什么地方。

当初办科大时,就有很多人有疑问:全国有那么多的理工科大学,它们的物质条件和师资力量都很雄厚,满足了社会对一般大学生的需求,而且北大、清华当时水平很高,干嘛还要办科大?

这是因为当时社会出现了新的需求——“两弹一星”事业需要人才。社会需求是推动教育事业发展的根本动力。符合社会需求者,就能发展生存,不符合者则会被淘汰。

当时的高等教育体制下,理工科是分家的,理科大学主要是为了培养科学家和教师,理科学生在工程技术方面学得很少,我就是在那个制度中培养出来的;工学院是培养工程师,学生学的数学是高等数学,物理是普通物理。理科学生和工科学生不止是掌握的知识不同,思维方式也不一样,而“两弹一星”事业要求的人才不仅要有雄厚的理科基础,还要掌握先进的技术,开拓力和创造力也都要很强,当时不管是高等院校的理科学生还是工科学生都不能完全符合这个要求。因为有这样一个社会需求,国家决定依靠科学院办大学,培养这方面的人才。科学院是科研工作的国家队,它集中了国家最优秀的研究人员和最雄厚的科研实力,这种实验条件和教学力量才能培养符合要求的学生。所以你们看得出来,从办校开始,科大的起点就很高,因为科大培养的不是一般的人才。不是我们狂妄,这是历史给科大的任务,就算我们迁到合肥也不能偏离了原来的轨道,否则就不是科大。这就是科大人当时的想法。

我认为科大最重要的优势就是它在办校初所确立的办学理念,这是它区别于其他学校的特点和优势。放眼全国,这种理念应该是最先进和最有生命力的。科大办校之初提出了两条最重要的办学方针。

第一条办学方针是实现科学和技术相结合。当时社会上都是综合性大学和工学院,而科大培养的是科学和技术相结合的人才,所以起名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最初科大14个系都是在“两弹一星”要求下设置的交叉学科,比如我所在的化学物理系,就是化学和物理交叉的学科。

化学物理系的创办人一位是钱学森,一位是郭永怀,两位都是中国顶尖的力学专家。钱学森在系里办了物理力学专业,这个专业是用计算方法来研究航天环境下物质的各种性质,为“两弹一星”的设计提供数据。郭永怀是化学物理系主任,他在系里办的专业是高速反应动力学,设置了两个专门化,一个叫燃烧,一个叫爆震物理。燃烧研究的是推进剂里的燃烧过程,这不是一般的化学反应,燃烧过程中有很多物理方面的高温高压条件,所以它既是物理问题也是化学问题。我协办的爆震物理是研究炸药里面的高速的复杂的物理和化学过程的,为研制高效炸药提供数据。

第二条办学方针是实现教育和研究相结合。科学院还提出“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具体方针。科大下迁合肥后,在党中央、科学院、教育部、安徽省委的支持下,尽管遇到了极大的困难,科大人仍不但坚持而且发扬了这些办学方针。时任校长严老(严济慈)还提出了“创寰宇学府,育天下英才”的办学理念。换言之,我们就是要办成世界一流学校,要培养优秀人才。这是科大的核心理念,也是我们在合肥能够崛起的内在动力。

科大的创新精神

辛:科大精神是科大在合肥能够崛起的精神支柱,这种精神的核心是创新。科大本身就是个创新产物,科大的创建就是党中央在中国推进教育体制改革的一个试点。科大的创办,不仅打破了高等教育中理工分家的体制,而且“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方针也打破了科教分离的体制,因为当时研究工作主要在科学院和各部委的研究机构,大学主要是培养人才。我们虽然是从其他学校来的,在科大工作以后,我们受到熏陶也变成科大人,也继承了这种创新精神。

一个人或一个团体能不能有作为,看他用什么思想和精神把自己武装起来。我曾经做过一次演讲,题目是“科大学生的后劲和闯劲”,因为科大学生本科五年的学习过程中,打下了坚实的科学基础,培养了创新的精神。我所在的化学物理系的学生,由于数理基础较强,在开拓化学领域的新项目中,不但敢于闯,而且有后劲,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1981年,我们科大代表团到美国去访问,我是当时的化学系副主任,马里兰大学化学系主任说要几个科大的学生,回来以后我就选了三个最优秀的学生给他送去了。学生到了马里兰以后,好像是第三天吧,时差还没倒过来,就要考三门课,都是很难的课程,结果这三个学生几乎都是满分,惊动了马里兰大学。因为马里兰大学汇集了全世界那么多尖子学生,没有见过这么优秀的。

创办少年班

辛:改革开放的大环境是科大在合肥崛起的外在条件。改革开放后,很多家长和老师希望自己子女和学生能成才。在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郭老讲“科学的春天来了”,一些家长和老师就给科学院写信推荐一批智力超常的孩子,希望给这批优秀人才特别的培养,使他们能早日成才。方毅是当时的科学院院长,也是国家的副总理,他转给科大一些材料。学校的领导马上组织了一批最优秀的教师到各地去进行实际的深入考察。经过逐个面试,他们发现这些孩子确实智力超常,而且达到了可以接受大学教育的水平。因此,经过深入的研究后,学校决定把这批智力超常的孩子招收到科大进行大学教育,开办大学少年班。

所以,有些历史不是计划出来的,而是偶然事件,就看你有没有捕捉到这个机会。面临机遇,你是敢于迎难而上充分利用它,还是踌躇犹豫没有勇气抓住它,结果是不一样的。处于同样的大环境中,科大能做到的,其他学校不一定能做到。我坦率讲,当时很多学校就没及时抓住这个历史机遇,包括清华、北大,因为他们没有生死存亡的问题。“文革”结束以后,他们内部事还挺多,根本反应不过来,而科大正处在生死存亡之际,醒悟得更快一些,看到大的历史环境带来的机遇。他们后几年才调整过来,我们已经冲上前面去了,差距拉开就是靠的这个时间差。

学校把开办大学少年班的方案报告给科学院。知道科大愿意办班后,方毅很高兴,很支持办少年班。经上级领导部门批准后,科大就开始了招生工作。这次招生标志着中国新的招生制度的出现——因为当时全国要统一高考,而科大少年班是直接面试。

除了招生制度的改革之外,在教育体制、内容和方法上,也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首先少年班前三年不分系,进行科学基础理论的学习,到四年级后再选择系和专业,进行专业领域知识的学习;其次,设置了高起点和高速度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同时,针对他们智力超常,但身心发展还是处于少年阶段的情况,采取个性化教育措施。

少年班重新把科大的办学理念告诉了社会:就算到了合肥,科大办学理念也没变,科大仍然是科学家的摇篮。少年班的创办,对于科大取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把最优秀的学生送到科大学习,起到了历史性的作用。

这批好学生还激发了我们这些教师的责任心:一是不能辜负家长的信任;二是面对这么好的学生,那我们就要把自己水平提高。这是推动力。好的学生推动老师提升质量,好的老师又推动学生更好学习,这是正循环。

但是少年班有局限性。他们虽然天资很高,但身心还是孩子。后来有几个孩子出了点问题,引来社会上的一些讨伐之声,且一直没断。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坚持不懈进行了更深入的改革和创新,以创办少年班为起点,科大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探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培养高质量人才的模式,可简称为英才教育。

允许学生自由转系

辛:高考生的志愿要么是受中学老师影响,要么是家长决定的,只有少部分是学生自己决定的。如果学生对这个方向没有兴趣,他怎么能够成才?考虑到这种现实,我们允许学生转系。学生进入科大学习一段时间以后,若感到对本专业没兴趣,可以转专业、转系,入校两年内都可以。

考虑到科大的学生以后要从事创新的工作,学校决定不把专业设置得特别窄,而是着重基础培养,特别是数理基础的培养。因此科大各系的专业基础课是一样的,这种培养模式为学生的转专业提供了条件。其他高校很难做到这点。记得清华党委书记到科大访问时曾对我说:“辛校长,我学不了你们。我们学校专业从一入学就定死了,一年以后各专业的课程就全都不一样了,甚至一开始就没有共同的地方。你们有两三年的课都一样,专业设置又很灵活。我们办不到。”当然,经过教育改革,清华大学目前也非常注重数理基础教育。

贯通本硕博

辛:1978年,随着研究生的数量增多,科大成立了研究生院。这是全国第一个研究生院,创造了一个新的体制,可以大量培养研究生。

后来又发现,本科生如果想继续深造,硕士生要考一次,博士生又要考一次。为什么让学生重新起跑这么多次?如果学生在科大成绩很优秀,就可以让他直接读硕士,难道我们老师看学生看得不准,非要用他考试成绩来证明吗?所以就产生一个想法,能不能把这个体制打通,让学生直接上硕士和博士?经过充分的讨论和研究,我们于1985年提出了“4+2+3”注[1]本硕博连读的教育体制,目的是早出人才,出高质量人才。尽管这项改革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但经过科大坚持不懈的努力,还是得以实现,并在高等学校中得到了推广。

注[1]:“4+2+3”体制是指符合条件的本科生可以直接攻读硕士学位,二年级硕士生可参加考核,考核合格者在三年级直接转为博士研究生,硕博连读研究生学制为5年。

创办零零班

辛:还有一个改革,就是创办零零班。当时申报少年班的时候,我就担心孩子太小,心理素质不过关,所以我想办这么一个对照班:从全校刚入学的大一新生里抽一批最优秀的学生组成一个班,让这些大哥哥大姐姐和少年班的孩子一起学习生活,帮助他们成长。少年班虽然有班主任,但后者毕竟和他们不是同代人。办零零班的另一个目的就是把少年班的经验向全校推广,因为进入科大学习的学生,都是很优秀的。这个班的正式名称是“教育改革试点班”。因为“两弹一星”事业保密的缘故,科大所办的系都有数字代号,考虑到这个班不属于任何一个系,所以大家也叫它“零零班”。

提到零零这个代号,还要说到一个老校长。他叫钱志道,是管教学科研的,在延安时他做过重要贡献,是毛主席表扬的四个知识分子之一,后来在东北解放战争中领导东北的兵工工作。他曾多次去苏联考察,觉得苏联的大学所设置的专业太窄。科大在“文革”之前搞过一次并系,十四个系并成六个系,专业拓宽了。提出此议的一个是刘达书记,一个就是钱志道校长。当时还有一个背景,科大前几届毕业生都去研究所,此时研究所饱和了,所以学生开始向全国分配,因此基础要放宽。钱校长是搞军工的,我和他算是同行。他说化学物理不能总搞炸药,也可以偏理论、偏基础一点,后来他就以化学物理专业作为教育改革试点,培养物理、化学界边缘学科的人才。此专业和物理系一起上课,一起学数学、物理,再以数理为基础学化学。这是1964年的事。钱校长经常跟老师们讨论想法,他说,化学物理专业干脆就叫零零专业——零零这个名字是他想出来的。所以,在办教育改革试点班时,我就想到他的这个提法,把教育改革试点班简称为“零零班”。

应该说,零零班的办学理念很有普适性,它是培养高质量人才的一种重要的模式。近年来,科大所办的各种英才班是零零班的发扬。在全国若干重点大学中,也有类似办学模式的运用。

创办管理系

辛:我觉得拥有数理思维的人搞管理是有优势的,过去中国人民大学和各种财经大学培养的管理人才都是社会科学领域的。改革开放以后,定量管理在中国肯定会大发展,需要一批定量管理的人才,这是国家的需求。比如说,我是某个领域的领导或专家,经常遇到各种问题,但是对数理不擅长,如果有个助手这方面很强,我肯定需要。科大数理比较强,我们可以把数理应用到一些管理领域,创造一种新型管理人才,这是当时我的判断。从另一方面来说,科大的目标是培养科学家,但经统计,科大前几届毕业生中有相当一部分去搞管理了,而且做得不错。科大不能无视这个现象,不能把自己局限在只能把学生培养成科学家这个想法里。社会需求有很多面,只要科大符合社会未来的发展需求就可以。

开始办管理班时,我们从全校三年级各个系的学生里招生。报名的学生不少,尤其是当学生会干部的一些学生,他们可能对本专业不是特别有兴趣,但能力又挺好,所以对管理班很有兴趣。还有一些学数学的学生也很有兴趣。最后面试加口试选了30名学生,组成一个管理班,和数学系的老师一起来办。我把这个班放到北京玉泉路,科大在那块有个管理处的房子,再从各部委和各行各业的专家里请一些过来给学生讲他们领域的管理问题,学生做论文的时候就把这批学生撒到各个部委去,实实在在地解决问题。毕业的时候,这批学生被各单位一抢而空。在连续办了两个班后,我们把办管理系的申请报给科学院,科学院马上同意,稍后教育部也同意了。

科大的办学方针是培养边缘学科的人才,难道我们只能在自然科学里交叉,不能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调交叉吗?数理统计在经济领域就能发挥很大作用,管理系的创办扩广了科大学科领域,发扬了科大的办学理念。

大量派老师出国进修

辛:改革开放带来的另一个好处就是老师可以出国学习,除了被国家派出去的,自己联系到了国外学校也可以出去。其他学校的老师出国需要排队,我们的老师不需要排队,大量地出去。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老师和科大前三届毕业的学生几乎都出过一次国,包括我们“老五届”的学生,许多进修班还没毕业就出去了。在国外不仅了解国际前沿,也提高了自身水平。这等于是让国外的一流大学把我们的老师重新培养了一遍。回来以后这批教师水平就不一样了,因此科大留下的前三届和老五届的学生师资力量相当雄厚,科大很多院士都是这个年龄段的,这代人对科大在合肥的兴起至关重要。

熊:我有一个疑问,在80年代,出国对很多人来说是难得的机遇,很多人都在努力争取这样的机会。您刚才说,当时大部分科大教师都曾去国外的高水平大学学习。为什么科大的老师能有这么多的机会?

辛:首先是因为连锁反应,先出去的老师会帮忙介绍自己的同事,把后者带出去。我们专业有一位出过国的老师先后介绍了三四位老师出去。

熊:这种现象在别的高校也会发生的。

辛: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科大在国际上的名声越来越好,所以选择接受科大老师的学校越来越多。

熊:那个时候是不是还有指标的限制?

辛:访问学者的邀请是个人的,不占指标。他们出国虽然还是算国家派出的,但所有费用都是外边承担。

熊:也就是说,科大很多老师出国拿的并不是国家公费,而是国外的资助?

辛:对。渠道很多,而且学校鼓励老师们多开辟途径,让他们多多出去学习。

熊:很多老师都出去了,学校的教学、科研会不会人员不足?

辛:当时科大招收的学生数量少,老师数量大大多于学生,所以,每年有一部分老师出国根本不会影响教学。

图2 熊卫民在课堂上访谈辛厚文(2018年6月27日张雲涵摄)

环境宽松自主性强

辛:我们和那些老师都是同一代人,大家都是一起为科大努力。在他们眼里,我不是老干部,在路上随便抓住我就可以聊天。我们几位当校长的时候,随便谁都可以在路上抓住我们谈事,现在你们想跟校长聊天还得预约一下。我们的想法是:我们的第一身份是老师,校长只是我们的第二身份,只是短期的工作,卸任了以后我们还是老师。我们几个当校长的时候都在上课,我们从来没把自己看成是官。

回头看,我们这批人很荣幸,在历史推动下,不想当主角的也当主角了。我同学去北大,上面有导师,导师上面还有大导师。而我到科大就是第一辈,郭永怀先生并不直接管我们。后来搬到了合肥,领导和教师都很年轻,我们想办什么就办什么,一起商量事情。我当校领导时是46岁,出去开会跟其他大学校长坐在一起,他们都以为我是秘书呢。有一次,25所重点大学的校领导在上海开会,我是其中最年轻的校长。我们党委书记让我上去讲话,说具体事情是我管的,我年轻有活力。我也没准备,上去就讲:科大为什么能够取得这么多改革成果?总书记胡耀邦同志说要松绑,科大是松绑最多的一个学校。第一,我们归科学院管,所以教育部不管我们;第二,科学院有一百多个所级机构,只顾得上给我们一些科研补贴,教育问题根本不管;第三,安徽省对我们彬彬有礼,除了党的事务,其他事也不管。所以我们是“三不管”,想做什么就都能做。我们很多改革都是先斩后奏。没有改革开放以来的宽松环境,科大人再想办事也办不成。但同样身处改革开放的大环境,许多事情别的学校做不出来,而科大做出来了。这是科大的理念和精神在起作用。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国家大环境和科大的理念精神,科大就不可能在合肥崛起。

科大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辛:前些年,除了人才质量,其他方面我们没法跟一些名校相比。我们只能叫单项冠军。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现在我们不仅人才质量高,科研水平也很高,在应用领域有地位,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现在科大对安徽影响很大,安徽的广播、电视经常介绍科大的情况,因为科大是它的骄傲。一所大学不仅要培养人才,在出科研成果和推动社会发展上都应该奔着一流大学的目标去努力。何谓一流水平?并没有绝对的标准。如果一所学校在世界的发展中能起很大的作用,那这所学校就叫世界一流。如果它在中国发展中能起很大作用,就是中国一流。我感觉我们现在虽然还不是面面俱到,但是科大总体上已经迈入世界一流了。

今年(2018年)过春节之前,学校组织讨论五年规划,会上就提到科大能不能创造一些新的学科。因为科大理科很强,但我们工科并不比别人强多少,在工科的基础上发展,我们没优势。那我们理科能不能和其他学科交叉,发展一些新的学科出来?现在中国需要一些原始的创新,使得中国在某些领域成为科学中心,这是为了国家的长远战略需求而考虑的。为了这个需求,我们必须要探索新的领域,培养一批绝对高级的科技人才。科大永远要在战略需求上找到自己位置。我希望你们研究校史,把科大核心的内容和精神总结出来,这是有长远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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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地处合肥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在没有地利之便、物资匮乏、人才短缺等重重困难之下,于短短数年间通过教育改革迎来了第二次崛起,培养出了许多后来国际知名的杰出科学家。如今,跻身一流行列,不断产生卓越人才和真正具有原创性的成果,是任何一所有雄心的大学都渴望实现的目标。那么当年中科大的教育改革因何成功,它能为今天提供什么启示?且听昔日科大副校长辛厚文的回忆。

受访人简介:辛厚文,教授,博士生导师。1935年生于辽宁省,1958年毕业于吉林大学物理系,被分配到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工作,1963年调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以下简称“科大”)协助郭永怀筹建爆震物理专门化和爆震实验室。1978-1982年任科大近代化学系副主任,1982-1989年任科大副校长。

2018年,中科大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特任教授熊卫民访谈了辛厚文教授。在这次访谈中,辛校长回顾了自己随科大下迁到合肥时的困境,重点谈到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科大是如何克服重重困难进行教育改革的历程。

图1 辛厚文副校长(2018年6月27日熊卫民摄)

受访人:辛厚文教授(以下简称“辛”)

访谈人:熊卫民(以下简称“熊”)

整理人:熊卫民、贺崧智

访谈时间:2018年6月27日

访谈地点:科大人文学院101教室

熊:有很多大学都渴望成为全国一流乃至世界一流。改革开放之初创办的深圳大学、汕头大学、宁波大学如此,近年来创办的南方科技大学、西湖大学也是如此。心气高值得称许,但是否能达到目标,不仅仅靠努力,还需要机缘,而且不是一劳永逸的。

科大第一次创业是在北京进行的,在几年之内就成为了全国一流——是不是强于北大、清华不好说,但貌似不弱如他们。这是很不容易的。如果要解释,我们也能找到很多理由,比如说:科大是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科学院”)办的大学,来科大当老师的科学家水平高、名气大,科大开设的专业很新,因为前面这些原因吸引到很多好生源,学生高年级时能到科学院的研究所做论文、毕业之后有相当比例能去研究所工作,能得到较好的科研机会,等等。这些都可以对科大在北京的崛起提供强有力的理由。

我觉得真正难解释的是科大的第二次崛起。1970年代科大迁到合肥之后,失去了首都的地利,失去了科学院的很多资源,条件非常艰苦:校园狭小,从北京搬过来的设备大多报废了,大部分师资流失了,剩下的师资主要由1963-1970年毕业的科大学生,以及像您这样从外校分配过来或调过来的年轻教师构成。结果,在短短几年之内,科大又崛起了,第二次创业又成功了,其风头之劲甚至还超过第一次创业时。为什么科大能在如此非常不利的情况再次成功崛起?这是非常值得探讨的。

您是1980年代科大主事的几位校领导之一,是非常重要的当事人。很高兴能把您请到我们的“口述历史理论与实践”课堂上来。请您先简要介绍一下自己的经历,然后再重点谈谈科大到合肥后再次崛起的原因,好吗?

辛:好的,我的履历很简单,1958年从吉林大学毕业以后就在科学院物理所工作。因为 “两弹一星”研制的需要,1963年郭永怀先生在科大开设了一个新的专业——爆震物理,要从物理所挑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来协办这个专业,我很荣幸被选中调到科大,在化学物理系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至今,从1982年开始担任学校领导,1989年卸任。

今年(2018年)是科大60年校庆,总结科大的历史经验是校庆的一个重要内容。科大历史所蕴含的经验很有深远意义,不仅对科大未来的发展很重要,对国家未来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是如此。大家可以收集到一些历史资料,但看问题的观点在资料中是缺乏的,所以我也有义务跟大家讲一讲我自己的理解,希望对你们会有些帮助。我今天重点谈的就是科大为什么能在80年代兴起,靠的是什么力量。

科大人的内在动力

辛:首先,我们要知道,做事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善于发挥优势。同理,一个学校要兴起就要知道自身优势在什么地方。我原先只是一名科大的年轻教师,对学校全局情况并不了解。之后我作为学校领导,根据需要去了解了科大的历史,才知道了最初为什么办科大以及科大的优点在什么地方。

当初办科大时,就有很多人有疑问:全国有那么多的理工科大学,它们的物质条件和师资力量都很雄厚,满足了社会对一般大学生的需求,而且北大、清华当时水平很高,干嘛还要办科大?

这是因为当时社会出现了新的需求——“两弹一星”事业需要人才。社会需求是推动教育事业发展的根本动力。符合社会需求者,就能发展生存,不符合者则会被淘汰。

当时的高等教育体制下,理工科是分家的,理科大学主要是为了培养科学家和教师,理科学生在工程技术方面学得很少,我就是在那个制度中培养出来的;工学院是培养工程师,学生学的数学是高等数学,物理是普通物理。理科学生和工科学生不止是掌握的知识不同,思维方式也不一样,而“两弹一星”事业要求的人才不仅要有雄厚的理科基础,还要掌握先进的技术,开拓力和创造力也都要很强,当时不管是高等院校的理科学生还是工科学生都不能完全符合这个要求。因为有这样一个社会需求,国家决定依靠科学院办大学,培养这方面的人才。科学院是科研工作的国家队,它集中了国家最优秀的研究人员和最雄厚的科研实力,这种实验条件和教学力量才能培养符合要求的学生。所以你们看得出来,从办校开始,科大的起点就很高,因为科大培养的不是一般的人才。不是我们狂妄,这是历史给科大的任务,就算我们迁到合肥也不能偏离了原来的轨道,否则就不是科大。这就是科大人当时的想法。

我认为科大最重要的优势就是它在办校初所确立的办学理念,这是它区别于其他学校的特点和优势。放眼全国,这种理念应该是最先进和最有生命力的。科大办校之初提出了两条最重要的办学方针。

第一条办学方针是实现科学和技术相结合。当时社会上都是综合性大学和工学院,而科大培养的是科学和技术相结合的人才,所以起名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最初科大14个系都是在“两弹一星”要求下设置的交叉学科,比如我所在的化学物理系,就是化学和物理交叉的学科。

化学物理系的创办人一位是钱学森,一位是郭永怀,两位都是中国顶尖的力学专家。钱学森在系里办了物理力学专业,这个专业是用计算方法来研究航天环境下物质的各种性质,为“两弹一星”的设计提供数据。郭永怀是化学物理系主任,他在系里办的专业是高速反应动力学,设置了两个专门化,一个叫燃烧,一个叫爆震物理。燃烧研究的是推进剂里的燃烧过程,这不是一般的化学反应,燃烧过程中有很多物理方面的高温高压条件,所以它既是物理问题也是化学问题。我协办的爆震物理是研究炸药里面的高速的复杂的物理和化学过程的,为研制高效炸药提供数据。

第二条办学方针是实现教育和研究相结合。科学院还提出“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具体方针。科大下迁合肥后,在党中央、科学院、教育部、安徽省委的支持下,尽管遇到了极大的困难,科大人仍不但坚持而且发扬了这些办学方针。时任校长严老(严济慈)还提出了“创寰宇学府,育天下英才”的办学理念。换言之,我们就是要办成世界一流学校,要培养优秀人才。这是科大的核心理念,也是我们在合肥能够崛起的内在动力。

科大的创新精神

辛:科大精神是科大在合肥能够崛起的精神支柱,这种精神的核心是创新。科大本身就是个创新产物,科大的创建就是党中央在中国推进教育体制改革的一个试点。科大的创办,不仅打破了高等教育中理工分家的体制,而且“全院办校,所系结合”的方针也打破了科教分离的体制,因为当时研究工作主要在科学院和各部委的研究机构,大学主要是培养人才。我们虽然是从其他学校来的,在科大工作以后,我们受到熏陶也变成科大人,也继承了这种创新精神。

一个人或一个团体能不能有作为,看他用什么思想和精神把自己武装起来。我曾经做过一次演讲,题目是“科大学生的后劲和闯劲”,因为科大学生本科五年的学习过程中,打下了坚实的科学基础,培养了创新的精神。我所在的化学物理系的学生,由于数理基础较强,在开拓化学领域的新项目中,不但敢于闯,而且有后劲,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给你们讲一个故事。1981年,我们科大代表团到美国去访问,我是当时的化学系副主任,马里兰大学化学系主任说要几个科大的学生,回来以后我就选了三个最优秀的学生给他送去了。学生到了马里兰以后,好像是第三天吧,时差还没倒过来,就要考三门课,都是很难的课程,结果这三个学生几乎都是满分,惊动了马里兰大学。因为马里兰大学汇集了全世界那么多尖子学生,没有见过这么优秀的。

创办少年班

辛:改革开放的大环境是科大在合肥崛起的外在条件。改革开放后,很多家长和老师希望自己子女和学生能成才。在1978年的全国科学大会上,郭老讲“科学的春天来了”,一些家长和老师就给科学院写信推荐一批智力超常的孩子,希望给这批优秀人才特别的培养,使他们能早日成才。方毅是当时的科学院院长,也是国家的副总理,他转给科大一些材料。学校的领导马上组织了一批最优秀的教师到各地去进行实际的深入考察。经过逐个面试,他们发现这些孩子确实智力超常,而且达到了可以接受大学教育的水平。因此,经过深入的研究后,学校决定把这批智力超常的孩子招收到科大进行大学教育,开办大学少年班。

所以,有些历史不是计划出来的,而是偶然事件,就看你有没有捕捉到这个机会。面临机遇,你是敢于迎难而上充分利用它,还是踌躇犹豫没有勇气抓住它,结果是不一样的。处于同样的大环境中,科大能做到的,其他学校不一定能做到。我坦率讲,当时很多学校就没及时抓住这个历史机遇,包括清华、北大,因为他们没有生死存亡的问题。“文革”结束以后,他们内部事还挺多,根本反应不过来,而科大正处在生死存亡之际,醒悟得更快一些,看到大的历史环境带来的机遇。他们后几年才调整过来,我们已经冲上前面去了,差距拉开就是靠的这个时间差。

学校把开办大学少年班的方案报告给科学院。知道科大愿意办班后,方毅很高兴,很支持办少年班。经上级领导部门批准后,科大就开始了招生工作。这次招生标志着中国新的招生制度的出现——因为当时全国要统一高考,而科大少年班是直接面试。

除了招生制度的改革之外,在教育体制、内容和方法上,也都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首先少年班前三年不分系,进行科学基础理论的学习,到四年级后再选择系和专业,进行专业领域知识的学习;其次,设置了高起点和高速度的教学内容和方法;同时,针对他们智力超常,但身心发展还是处于少年阶段的情况,采取个性化教育措施。

少年班重新把科大的办学理念告诉了社会:就算到了合肥,科大办学理念也没变,科大仍然是科学家的摇篮。少年班的创办,对于科大取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把最优秀的学生送到科大学习,起到了历史性的作用。

这批好学生还激发了我们这些教师的责任心:一是不能辜负家长的信任;二是面对这么好的学生,那我们就要把自己水平提高。这是推动力。好的学生推动老师提升质量,好的老师又推动学生更好学习,这是正循环。

但是少年班有局限性。他们虽然天资很高,但身心还是孩子。后来有几个孩子出了点问题,引来社会上的一些讨伐之声,且一直没断。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坚持不懈进行了更深入的改革和创新,以创办少年班为起点,科大进行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探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培养高质量人才的模式,可简称为英才教育。

允许学生自由转系

辛:高考生的志愿要么是受中学老师影响,要么是家长决定的,只有少部分是学生自己决定的。如果学生对这个方向没有兴趣,他怎么能够成才?考虑到这种现实,我们允许学生转系。学生进入科大学习一段时间以后,若感到对本专业没兴趣,可以转专业、转系,入校两年内都可以。

考虑到科大的学生以后要从事创新的工作,学校决定不把专业设置得特别窄,而是着重基础培养,特别是数理基础的培养。因此科大各系的专业基础课是一样的,这种培养模式为学生的转专业提供了条件。其他高校很难做到这点。记得清华党委书记到科大访问时曾对我说:“辛校长,我学不了你们。我们学校专业从一入学就定死了,一年以后各专业的课程就全都不一样了,甚至一开始就没有共同的地方。你们有两三年的课都一样,专业设置又很灵活。我们办不到。”当然,经过教育改革,清华大学目前也非常注重数理基础教育。

贯通本硕博

辛:1978年,随着研究生的数量增多,科大成立了研究生院。这是全国第一个研究生院,创造了一个新的体制,可以大量培养研究生。

后来又发现,本科生如果想继续深造,硕士生要考一次,博士生又要考一次。为什么让学生重新起跑这么多次?如果学生在科大成绩很优秀,就可以让他直接读硕士,难道我们老师看学生看得不准,非要用他考试成绩来证明吗?所以就产生一个想法,能不能把这个体制打通,让学生直接上硕士和博士?经过充分的讨论和研究,我们于1985年提出了“4+2+3”注[1]本硕博连读的教育体制,目的是早出人才,出高质量人才。尽管这项改革也遇到了一些困难,但经过科大坚持不懈的努力,还是得以实现,并在高等学校中得到了推广。

注[1]:“4+2+3”体制是指符合条件的本科生可以直接攻读硕士学位,二年级硕士生可参加考核,考核合格者在三年级直接转为博士研究生,硕博连读研究生学制为5年。

创办零零班

辛:还有一个改革,就是创办零零班。当时申报少年班的时候,我就担心孩子太小,心理素质不过关,所以我想办这么一个对照班:从全校刚入学的大一新生里抽一批最优秀的学生组成一个班,让这些大哥哥大姐姐和少年班的孩子一起学习生活,帮助他们成长。少年班虽然有班主任,但后者毕竟和他们不是同代人。办零零班的另一个目的就是把少年班的经验向全校推广,因为进入科大学习的学生,都是很优秀的。这个班的正式名称是“教育改革试点班”。因为“两弹一星”事业保密的缘故,科大所办的系都有数字代号,考虑到这个班不属于任何一个系,所以大家也叫它“零零班”。

提到零零这个代号,还要说到一个老校长。他叫钱志道,是管教学科研的,在延安时他做过重要贡献,是毛主席表扬的四个知识分子之一,后来在东北解放战争中领导东北的兵工工作。他曾多次去苏联考察,觉得苏联的大学所设置的专业太窄。科大在“文革”之前搞过一次并系,十四个系并成六个系,专业拓宽了。提出此议的一个是刘达书记,一个就是钱志道校长。当时还有一个背景,科大前几届毕业生都去研究所,此时研究所饱和了,所以学生开始向全国分配,因此基础要放宽。钱校长是搞军工的,我和他算是同行。他说化学物理不能总搞炸药,也可以偏理论、偏基础一点,后来他就以化学物理专业作为教育改革试点,培养物理、化学界边缘学科的人才。此专业和物理系一起上课,一起学数学、物理,再以数理为基础学化学。这是1964年的事。钱校长经常跟老师们讨论想法,他说,化学物理专业干脆就叫零零专业——零零这个名字是他想出来的。所以,在办教育改革试点班时,我就想到他的这个提法,把教育改革试点班简称为“零零班”。

应该说,零零班的办学理念很有普适性,它是培养高质量人才的一种重要的模式。近年来,科大所办的各种英才班是零零班的发扬。在全国若干重点大学中,也有类似办学模式的运用。

创办管理系

辛:我觉得拥有数理思维的人搞管理是有优势的,过去中国人民大学和各种财经大学培养的管理人才都是社会科学领域的。改革开放以后,定量管理在中国肯定会大发展,需要一批定量管理的人才,这是国家的需求。比如说,我是某个领域的领导或专家,经常遇到各种问题,但是对数理不擅长,如果有个助手这方面很强,我肯定需要。科大数理比较强,我们可以把数理应用到一些管理领域,创造一种新型管理人才,这是当时我的判断。从另一方面来说,科大的目标是培养科学家,但经统计,科大前几届毕业生中有相当一部分去搞管理了,而且做得不错。科大不能无视这个现象,不能把自己局限在只能把学生培养成科学家这个想法里。社会需求有很多面,只要科大符合社会未来的发展需求就可以。

开始办管理班时,我们从全校三年级各个系的学生里招生。报名的学生不少,尤其是当学生会干部的一些学生,他们可能对本专业不是特别有兴趣,但能力又挺好,所以对管理班很有兴趣。还有一些学数学的学生也很有兴趣。最后面试加口试选了30名学生,组成一个管理班,和数学系的老师一起来办。我把这个班放到北京玉泉路,科大在那块有个管理处的房子,再从各部委和各行各业的专家里请一些过来给学生讲他们领域的管理问题,学生做论文的时候就把这批学生撒到各个部委去,实实在在地解决问题。毕业的时候,这批学生被各单位一抢而空。在连续办了两个班后,我们把办管理系的申请报给科学院,科学院马上同意,稍后教育部也同意了。

科大的办学方针是培养边缘学科的人才,难道我们只能在自然科学里交叉,不能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调交叉吗?数理统计在经济领域就能发挥很大作用,管理系的创办扩广了科大学科领域,发扬了科大的办学理念。

大量派老师出国进修

辛:改革开放带来的另一个好处就是老师可以出国学习,除了被国家派出去的,自己联系到了国外学校也可以出去。其他学校的老师出国需要排队,我们的老师不需要排队,大量地出去。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老师和科大前三届毕业的学生几乎都出过一次国,包括我们“老五届”的学生,许多进修班还没毕业就出去了。在国外不仅了解国际前沿,也提高了自身水平。这等于是让国外的一流大学把我们的老师重新培养了一遍。回来以后这批教师水平就不一样了,因此科大留下的前三届和老五届的学生师资力量相当雄厚,科大很多院士都是这个年龄段的,这代人对科大在合肥的兴起至关重要。

熊:我有一个疑问,在80年代,出国对很多人来说是难得的机遇,很多人都在努力争取这样的机会。您刚才说,当时大部分科大教师都曾去国外的高水平大学学习。为什么科大的老师能有这么多的机会?

辛:首先是因为连锁反应,先出去的老师会帮忙介绍自己的同事,把后者带出去。我们专业有一位出过国的老师先后介绍了三四位老师出去。

熊:这种现象在别的高校也会发生的。

辛: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科大在国际上的名声越来越好,所以选择接受科大老师的学校越来越多。

熊:那个时候是不是还有指标的限制?

辛:访问学者的邀请是个人的,不占指标。他们出国虽然还是算国家派出的,但所有费用都是外边承担。

熊:也就是说,科大很多老师出国拿的并不是国家公费,而是国外的资助?

辛:对。渠道很多,而且学校鼓励老师们多开辟途径,让他们多多出去学习。

熊:很多老师都出去了,学校的教学、科研会不会人员不足?

辛:当时科大招收的学生数量少,老师数量大大多于学生,所以,每年有一部分老师出国根本不会影响教学。

图2 熊卫民在课堂上访谈辛厚文(2018年6月27日张雲涵摄)

环境宽松自主性强

辛:我们和那些老师都是同一代人,大家都是一起为科大努力。在他们眼里,我不是老干部,在路上随便抓住我就可以聊天。我们几位当校长的时候,随便谁都可以在路上抓住我们谈事,现在你们想跟校长聊天还得预约一下。我们的想法是:我们的第一身份是老师,校长只是我们的第二身份,只是短期的工作,卸任了以后我们还是老师。我们几个当校长的时候都在上课,我们从来没把自己看成是官。

回头看,我们这批人很荣幸,在历史推动下,不想当主角的也当主角了。我同学去北大,上面有导师,导师上面还有大导师。而我到科大就是第一辈,郭永怀先生并不直接管我们。后来搬到了合肥,领导和教师都很年轻,我们想办什么就办什么,一起商量事情。我当校领导时是46岁,出去开会跟其他大学校长坐在一起,他们都以为我是秘书呢。有一次,25所重点大学的校领导在上海开会,我是其中最年轻的校长。我们党委书记让我上去讲话,说具体事情是我管的,我年轻有活力。我也没准备,上去就讲:科大为什么能够取得这么多改革成果?总书记胡耀邦同志说要松绑,科大是松绑最多的一个学校。第一,我们归科学院管,所以教育部不管我们;第二,科学院有一百多个所级机构,只顾得上给我们一些科研补贴,教育问题根本不管;第三,安徽省对我们彬彬有礼,除了党的事务,其他事也不管。所以我们是“三不管”,想做什么就都能做。我们很多改革都是先斩后奏。没有改革开放以来的宽松环境,科大人再想办事也办不成。但同样身处改革开放的大环境,许多事情别的学校做不出来,而科大做出来了。这是科大的理念和精神在起作用。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国家大环境和科大的理念精神,科大就不可能在合肥崛起。

科大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辛:前些年,除了人才质量,其他方面我们没法跟一些名校相比。我们只能叫单项冠军。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现在我们不仅人才质量高,科研水平也很高,在应用领域有地位,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现在科大对安徽影响很大,安徽的广播、电视经常介绍科大的情况,因为科大是它的骄傲。一所大学不仅要培养人才,在出科研成果和推动社会发展上都应该奔着一流大学的目标去努力。何谓一流水平?并没有绝对的标准。如果一所学校在世界的发展中能起很大的作用,那这所学校就叫世界一流。如果它在中国发展中能起很大作用,就是中国一流。我感觉我们现在虽然还不是面面俱到,但是科大总体上已经迈入世界一流了。

今年(2018年)过春节之前,学校组织讨论五年规划,会上就提到科大能不能创造一些新的学科。因为科大理科很强,但我们工科并不比别人强多少,在工科的基础上发展,我们没优势。那我们理科能不能和其他学科交叉,发展一些新的学科出来?现在中国需要一些原始的创新,使得中国在某些领域成为科学中心,这是为了国家的长远战略需求而考虑的。为了这个需求,我们必须要探索新的领域,培养一批绝对高级的科技人才。科大永远要在战略需求上找到自己位置。我希望你们研究校史,把科大核心的内容和精神总结出来,这是有长远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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